秦力先生的博客

学科前沿

 　　在古老的中国智慧中，有三种对待矛盾的态度和方法。一是法家式的，通过强化矛盾的一方而消灭另一方，所谓秦灭六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之类就属于这一种。二是道家式的，虽然看到了矛盾的存在，但却有意地回避矛盾，在想象中泯灭二者的差别，所谓等生死、一祸福、齐寿夭之类便是。三是儒家式的，承认矛盾的存在，但既不采取消灭一方的方式，也不采用泯灭矛盾的方式，而是主张求同存异，共存共生，此则谓之中庸。中庸的精髓并不是调和折中、投降主义，它的经典表述应该是和而不同。不同是尊重差异，尊重个性，和是指和谐相处，互渗互补。正如五音调和是有佳音，五味调和是有美味，此则谓中和之美。中和是一种理想境界。

　　蔡世连教授的新著《走向中和》，把中和当作观察、认识中国新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角度。也许正因如此，他在透视当代文坛上一些重要文学现象时，能够独辟蹊径。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女权写作正炒得沸沸扬扬之时，他较早地指出了女性写作的旨趣悖谬，是从反抗男权的纠偏走向了张扬女权的偏执，身体写作变成了欲望展览，自由变成了自囚。21世纪之初，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曾一度成了争议的焦点，在争论中有人把文学现代性的标准定得太窄，比如仅把现代人性观念，甚至仅把现代个体人性观念作为现代性的标准。针对这种新的偏执，他在《关于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中提出文学现代性应是个综合指标，现代人性观念不应仅以现代个性观念来代替。这正是蔡世连中和的思维带来的新发现。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和之境是指一个系统结构内部各要素及功能的优化组合，这种优化组合绝不是各要素的杂乱堆积或随意并列，也有轻重主次之分，这正如辩证法讲两点论也讲重点论一样。

　　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重建，关键也在于现代人性观念、价值观念的重建。新文学的现代性或审美基础，最重要的就是现代人性观和价值观，即以个体人性观念为核心，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等为基本内容的观念，还有人对自然的敬畏、友好与和谐的新的天人合一观。现代人性观念的发展流变、消长沉浮，可以折射出历史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流变。蔡世连正是把现代人性观念的发展流变作为一种评论视角、一种理论武器来使用的，在对材料的梳理辨析中下力最大，取得的成果具有某种启示性。比如，在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中，他分析了政治话语对人性话语的压抑与遮蔽，同时也看到了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为争取自己应当享有的人性权利而进行的顽强而韧性的反抗，从而发掘出这类政治小说中特有的人性光辉。在对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小说的评论中，他重点研究了知识分子灵魂丢失的悲剧。所谓丢失灵魂，是指丢失了知识者应有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而在过去的政治运动的挤压下成了奴隶，或在当今社会的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下而沦为新的帮闲或帮凶。在对这一丢魂过程的细细梳理中，人们也可以听到一个评论者对人文精神的守护与呼唤。

　　蔡世连从语言角度对文学的研究，有两点是极有价值和启示性的。

　　其一，是把语言形式与观念内容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注意寻找观念变革在语言形式上的投影。语言是思想感情的直接现实，因此，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一些非文学观念的变革都会在文学语言的创造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从两者的结合上寻找文学发展的脉络，寻找那些真正“有意味的形式”，才是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事实上，真正有成就的文学家也都有非常自觉的语言追求，如这部书稿所提到的，莫言追求语言的感觉化，马原追求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等等。更有不少作家非常敏锐地看到各种价值观念、社会观念的变革在社会语言上的投影，并创作了一些以语言变革为主题的作品，如徐坤的《白话》、《梵歌》，李洱的《花腔》、《遗忘》，李锐的《静寂》、《颜色》，韩少功的《马桥辞典》、《暗示》，等等。能够及时地捕捉、认真地梳理这种种文学新变，无论对阅读还是对创作都具有启示作用。

　　其二，从话语格局、话语策略角度寻找文学文本的复杂审美内蕴及审美张力，尤其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独创性。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一种复调结构，存在着多语合弦、杂语共生的现象。蔡世连通过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的研究，对巴赫金的理论加以大胆推广，他认为几乎在任何一个复杂的文学文本中都存在这种杂语共生现象，只不过这里的“语”，不应是如巴氏所说的“语言”，而应当是话语。所谓话语即是一系列具有一定的价值规约性的言说，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的言说。既然一个文本存在多种话语，这多种话语之间必然会互相对话、矛盾、消解，从而带来复杂的文学景观，反讽也会在各种话语的矛盾中产生。而为了保证价值引导性话语的主导地位，叙述者必然采用相应的话语策略，某些文学的奥秘也由此产生。(孔范今)

　　（《走向中和：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蔡世连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